今日导读:我国区域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1. 传统的生产力布局研究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经济体制是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对我国区域经济的研究，主要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局限于生
我国区域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
1. 传统的生产力布局研究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经济体制是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对我国区域经济的研究，主要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局限于生产力布局的理论和方法上。在生产布局理论指导下，当时区域政策的取向以平衡布局发展为目标，追求和维护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区域利益主体没有独立性，区域内部产业结构配置以及区域间利益协调、产业分工格局主要由中央政府安排，地方政府只是被动执行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环节，区域经济利益往往被忽视，或置于次要地位。这一时期平衡发展改变了旧中国生产力布局的严重畸形状况，推进了内地的经济开发，增强了内地的自我发展能力。
2. 改革开放以后区域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
自1978年起，我国开始了以市场化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区域经济发展与研究的宏观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以中央向地方和企业放权为主线，循着重新构筑经济主体和利益分配机制的道路。二是使地方政府成为具有独立利益和决策权力的经济主体。这激发了地方政府对本区域经济建设的扩张冲动，使区域经济出现了空前的发展和建设高潮。三是区域经济的垂直依赖弱化，区际的横向关系迅速发展。四是区域产业结构的转换、区域市场与统一的国内市场以及区际的利益分配调节等区域问题随之提出而备受各方关注。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的经济学者，以及经济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学、城市科学工作者等纷纷参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和探索工作。在此过程中，我国的一些学者翻译西方区域经济学著作和文献，并把这些理论与我国区域经济的实践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了一支新的分支学科——区域经济学，并出版了诸多有关区域经济的专著，为构建适合于我国国情的区域经济概念体系、理论范式、学科结构和分析方法做出了巨大贡献。
品牌营销中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历史
中国围绕信息化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各部门、各地区也纷纷制定出台了相应的行动计划和保障政策，概括如下。
2012年，党的十八大推动数字经济逐渐上升成为国家战略。
2013年，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印发“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的通知》，首次提出将宽带网络作为国家战略性公共基础设施，从顶层设计、核心技术研发、信息安全保障等方面做出了全面部署。同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从增强信息产品供给能力、培育信息消费需求、提升公共服务信息化水平、加强信息消费环境建设等方面支持信息领域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的发展。
2014年，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提出了“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
2015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从创业创新、协同制造、现代农业等11个领域推动互联网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提升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
2016年，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推动制造企业与互联网企业在发展理念、产业体系、生产模式、业务模式等方面全面融合，发挥互联网聚集优化各类要素资源的优势，加快新旧发展动能和生产体系的转换。G20杭州峰会将数字经济作为“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四大行动之一，强调数字经济对宏观经济、推进供给侧改革、推进实体经济发展和其他政策影响的重要作用。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继续做好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这篇“大文章”，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在政府与平台数据方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以下简称工信部）等印发了《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文件，提出加强政府部门力度，促进平台数据开放。在工业领域数据方面，《国务院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加快发展的通知》等提出，强化工业互联网平台的资源集聚能力，有效整合产品设计、生产工艺、设备运行、运营管理等数据资源。
2018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多次提到了数字经济相关内容，提出深入开展“互联网+”行动，实行包容审慎监管，推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的广泛应用，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以及传统产业的深刻重塑。
2019年出台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将发展农村数字经济作为重点任务，加快建设农村信息基础设施，推进线上线下融合的现代农业，进一步发挥信息化在乡村振兴中的巨大潜力，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2020年出台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首次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提出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提升社会数据资源价值，加强数据资源整合和安全保护。
从总体上看，中国信息化政策体系是比较健全的，体现出国家对发展数字经济的决心之大、信心之足和期望之高。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制度优势有利于凝聚全国共识，使政策迅速落地生根，形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大国合力。
数字经济是真正面向未来的经济形态。中国的数字经济已经扬帆起航，正在引领经济增长从低起点高速追赶，走向高水平稳健超越；供给结构从中低端增量扩能，走向中高端供给优化；动力引擎从密集的要素投入，走向持续的创新驱动；技术产业从模仿式跟跑、并跑，走向自主型并跑、领跑，为最终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提供了强大的引擎。我们要以2020年为新的起点，一方面继续推动数字经济自身向纵深发展，另一方面充分激发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化学反应”“连锁反应”，为增强我国经济活力和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而努力。“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也是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的重要机遇期。在数字化程度日益加深的世界，数字经济无疑将成为“十四五”时期乃至中长期内我国形成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力量和国际竞争的新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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