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导读: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1773—1836），英国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出生于苏格兰一个制鞋的农户家庭，1791年进入爱丁堡大学攻读神学，毕业后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家
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1773—1836），英国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出生于苏格兰一个制鞋的农户家庭，1791年进入爱丁堡大学攻读神学，毕业后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家庭教师，后来受到李嘉图的帮助进入英国东印度公司担任职员。作为边沁的朋友，穆勒同时又是边沁的弟子及其思想的传播者。1804年，穆勒发表了《关于谷物奖励金的失策和谷物贸易所应采取的原则》，1807年发表了《商业保护论》。他在182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纲要》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李嘉图的经济理论。他力求逻辑一致地对李嘉图的理论进行解说，但也就是从他这里李嘉图学派开始解体。
穆勒坚持李嘉图提出的劳动价值论。他认为，商品价值通常是由供求决定，但最终还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而生产费用由资本和劳动两个部分构成，劳动是直接的劳动，资本就是生产资料。穆勒继承了李嘉图关于资本是蓄积劳动的观点，在他看来，资本也是一种劳动，是过去劳动过程中生产出来的，是过去劳动的结果。既然资本也是劳动，那么资本和劳动都创造价值。在商品价值的问题上，李嘉图认为生产资料所代表的蓄积劳动应该包括在价值之内，但是这部分价值只是被“转移”到新产品中，穆勒却通过蓄积劳动也是劳动的推理，认为蓄积劳动也是创造价值的，虽然他的目的在于坚持劳动价值论，但却已严重背离了李嘉图。
穆勒对李嘉图理论体系的第一个矛盾进行了解释，即价值规律与劳动和资本的交换规律之间的矛盾，但显然并不成功。他认为，价值是由直接劳动（劳动）和蓄积劳动（资本）共同创造的，资本家和劳动者同样都是未来商品的所有者，工人得到了自己应得的一部分，就是工资。工人将未来属于他的那一部分产品卖给资本家，资本家就把这一部分商品价值以工资形式付给了工人。因此，资本与劳动之间不过是商品与商品之间的等量交换，这与价值规律并不矛盾。这里的关键在于说明未来产品究竟应该按照什么比例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分割，如果承认劳动价值是由劳动决定的，那么穆勒就会陷入逻辑上的矛盾。因此，穆勒提出劳动的价值实际上是由市场上对劳动的供求决定的，而市场上对劳动的供求又取决于资本与人口的比例，这样，他又不自觉地与李嘉图的反对者走到了一起。
对于第二个矛盾，即价值规律与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的规律的矛盾，穆勒以新葡萄酒和陈葡萄酒为例进行了解释。生产新葡萄酒和陈葡萄酒的劳动时间是相同的，但是陈葡萄酒要比新葡萄酒贵得多，他认为原因是陈葡萄酒多经历了一段“劳动”时间。在酒窖的过程里，虽然人的直接劳动时间已经停止，但是生产新酒时所耗费的蓄积在其中的劳动，也就是资本，仍在持续着。因此，在葡萄酒贮藏的整个时间里，其价值仍然在增长。
从李嘉图关于资本是蓄积劳动的观点出发，穆勒认为创造商品价值的既有劳动者的直接劳动，也有资本家的积蓄劳动，产品的价值就是由这两种劳动决定的。这样，表面上看，穆勒维护了劳动价值论形式上的统一，但实际上已经背离了劳动价值观。他不能够认识到劳动在生产过程中既能创造新价值也能转移旧价值的性质，也不能区别生产价格与价值的关系，不仅不能回答反对派的诘难，还使李嘉图学说陷入更大的矛盾之中。
品牌营销中詹姆斯·斯图亚特的经济学说思想
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uart，1712—1780）出生于苏格兰贵族家庭，就学于爱丁堡大学法学院，曾在欧洲大陆考察、游学过。1746年，因詹姆斯二世复辟失败他被迫流亡国外，直至1763年才重新返回英国。在法国流亡期间，斯图亚特开始关注当地的社会及经济问题，并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他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67年）的大部分就是在他流亡德国期间完成的。这本书有一个非常长的副标题：“论自由国家的国内政策的科学，特别是人口、农业、贸易、工业、货币、铸币、利息、流通、银行、交易、公共信用以及赋税” ，其意在于表明他关注的是国民经济宏观运行的方方面面，企图建立一个完整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这是经济学说史上第一本以“政治经济学”为名的著作，是斯密之前一次重大的尝试，因此斯图亚特被马克思称为是“建立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整个体系的第一个不列颠人” 。
斯图亚特从历史的视角描述了社会经济发展中伴随的产业分工演化。他认为商业和工业从农业中不断分离出来、不断发展的历程就是劳动者与土地分离的过程，“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 并且他正确地指出以交换价值生产为目的的分工是社会内部自发的，也是自由的。
斯图亚特着眼于商品交换，在供求关系的基础上研究价格的决定，进而从价格论出发讨论了价值。他认为，当供给超过需求时商品价格下跌，而需求超过供给时，商品价格上涨。如果供给与需求趋于平衡，商品的价格就取决于商品的“实际价值”，这个“实际价值”由三部分构成：一是一个人在一定的时间内能够完成的产品数量；二是劳动者的生活资料及必要费用的价值；三是生产资料的价值。可见，斯图亚特定义的价值与重商主义者理解的厂商生产成本有直接的联系。他正确地将价值引向了生产过程，但是概念却又是模糊不清的，既有工人的活劳动，也有生产资料中凝结的物化劳动。
斯图亚特在价值论上的错误最终也导致了他在利润理论方面的错误。首先，他将利润归结为产品价格超过实际价值的剩余，利润的高低主要是由需求方面的因素决定。当需求大于供给时，利润会由于价格上升而增加，当需求与供给一致，甚至小于供给时，利润会由于价格下跌而消失，甚至亏本。这样，大规模的需求就成为制造业繁荣的原因。接着，他又把因交换产生的利润称为“让渡利润”，意为商品让渡时形成的利润。因此，商品的价值此时又等于实际价值和让渡利润之和。至此，他彻底掩盖了价值和利润来自于劳动的真相，成为“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体系的合理的表达者” 。
斯图亚特仍然从商品交换出发分析了货币的性质与职能，提出了独到的货币理论。与很多学者一样，他正确地得出不是流通中的货币量决定商品的价格，而是商品的价格决定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的结论。除了作为一般等价物具有的价值尺度功能外，他也发现了货币作为贮藏手段能够自动调节流通所需货币量的作用，还指出了纸币、铸币与金银之间的区别，将前者称为“社会的货币”，而将后者称为“世界的货币”。但是，他认为辅币和纸币是弥补金银数量不足的手段，这一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
人口论是斯图亚特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对经济学说史的重要贡献之一。对于人口增长的关心是古典理论家们的普遍特征。人口的增长既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也是结果。斯图亚特认为人口增长就是在增加人类需求，对社会有益。研究人口，必然涉及人口数量的自然增长，他认为人的生殖功能，“像是弹簧上压着一块重物”，也就是说，人口增长受到一定的力量的压抑，这个压力就是食物的供给。当农业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时，人口数量便会增加，但是如果人口的增长无任何限制，那么很快食物总量又会变得短缺，从而抑制人口进一步增加。斯图亚特的思想后来被马尔萨斯全盘接受， 但是他与后者不同，并不认为人口增长与食物增长之间的压力是不可解决的。相反，他提出应该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经营，努力使用农业工具，提高农业产品的生产率。当然国家还必须调节人口数量，使其维持在最佳的规模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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