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导读:《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3月9日，斯密在世期间多次修订，前后共五版。全书以“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为题，表明斯密以“国民财富”为研究对象，探求“富国裕民”之路的意图，即他
《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3月9日，斯密在世期间多次修订，前后共五版。全书以“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为题，表明斯密以“国民财富”为研究对象，探求“富国裕民”之路的意图，即他为政治经济学确立了两个最终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
1．体系化的理论
关于劳动创造价值、分工、经济自由的观点在斯密之前就已有人提出，但却是由斯密加以系统化和体系化的。斯密以发展生产力、增加国民财富为主线，以价值论为基础，以资本主义社会三个阶级三种收入理论为核心，最先从理论上系统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探讨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各种基本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运动规律，建立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国富论》全书共分五篇，分别论述了经济增长、资本积累、经济史、经济学说史和财政学理论。第一、二篇主要阐述了国民财富的性质、源泉和决定国民财富增长的因素，包括了斯密经济学说的全部理论；第三、四、五篇则讨论了影响财富增长的那些因素。《国富论》的篇章布局充分地反映了斯密力求建立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的意图。斯密的理论不仅是自配第以后经济思想的凝练，更是升华，在他那里，政治经济学开始发展成为一个整体，其后整个古典时期的经济学，都是对这个体系进行的修正和发展，而现代经济学也不过是以其为骨架，增添新的血肉而已。
2．经济自由主义
斯密系统阐述了经济自由主义，并使之贯穿整部作品，奠定了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观基础。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来源于18世纪自然科学领域盛行的牛顿体系及在哲学领域流行的自然秩序思潮。就像万有引力定律统领了自然世界一样，斯密认为在社会和经济关系中，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它的引导下，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行动最终促进社会利益，从而整个社会实现了自然的和谐。他承认上帝的存在，但是这只“看不见的手”却不是宗教原则，而是指利己主义原则。在斯密的体系中，人的本性都是利己的，但是利己并不是自私，而是指每个人首先和主要关心的是他自己，出于利己心的考虑会产生一种“交换倾向”，从而使得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有了一致的基础。而以个人利益为目标的经济活动最终会使整个社会获得最大收益，因为“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 在斯密看来，资本唯一的目的就是获取利润，每个个人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以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够达到最高程度，从而实现自己的利益。这时，虽然从主观上看，他们既没有准备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清楚自己能在怎样的程度上促进这种利益，但他们却不自觉地实现了社会公共利益。他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每个人为改善自身境遇所作的一贯的、恒常的努力，是社会、国家和私人富裕由以产生的源泉。
满足“利己心”最好的途径就是实行“经济自由”，一方面是经济的自由竞争，另一方面是政府的自由放任。斯密认为，一切限制经济自由的制度、政策和思想，都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只有“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也就是市场力量和价值规律的作用，才能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协调。他激烈地批判企图制造垄断、减少竞争的商人及其行为是与公共利益相对立的，他认为只有依靠自由和普遍的竞争才能建立良好经营。而通过经济自由就可以使每个人从利己的动机出发，作出利人之事，达到社会利益的结果，既富国家，又富人民。国家的职能是只需充当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创造良好外部条件的“守夜人”即可。
3．二元方法论
斯密的理论高度融合了历史的归纳法与抽象的演绎法。他对人类经济生活的发展追根溯源，对近代欧洲经济现象进行描述，对分工、交换与货币的起源进行归纳，从而建立经济要素的内在联系，揭示了经济过程的本质及增长机制。可以说，斯密从理论与历史、理性与经验两个方面比较全面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问题。
斯密的理论中既有唯物主义因素，又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斯密研究的是生产领域，关注的是经济实质的增长，他承认劳动是财富的源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财富增长和社会经济制度的进步，人们的经济活动决定其他社会活动等等。这些唯物主义元素对于他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经济规律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斯密对客观经济过程和生产规律的剖析却是以唯心主义的人性论为基础的，他从“经济人”的“利己心”出发，把“经济人”的“利己心”看作一切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本源，从而指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永恒的制度这一逻辑结论。
方法论上的二元性导致了斯密整个理论体系贯穿着二重性的矛盾。一方面，斯密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出发考察生产劳动、资本等各种经济范畴，寻求经济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他从经济现象的表象理解概念，从而使他的理论具有科学因素的同时，也无法摆脱庸俗成分。
品牌营销中亚里士多德对经济学的思想贡献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古希腊哲学家、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出生于希腊殖民地色雷斯的斯塔伊拉城，其父是马其顿王的御医。亚里士多德17岁时到雅典，师从柏拉图，在 “阿卡德米亚”学园中学习，前后约二十年。柏拉图死后，他离开雅典，到小亚细亚地区讲学，开始自己独立的学术活动。公元前343年，他受聘担任马其顿王子亚历山大的教师。公元前335年重返雅典，创办学园，从事讲学和著述活动。公元前323年，雅典掀起反马其顿的运动，他便离开雅典，避难于埃维亚岛，于次年死于该地。
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与研究几乎涉及了人类知识的所有领域，在哲学、伦理、逻辑、心理、生物以及物理等诸多方面都留下了重要的线索。在他的论述中很少独立地涉及经济问题，自然也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紧密的思想体系，但是从经济分析的意义上讲，亚里士多德又是一位优秀的分析家，基于归纳法而形成的一套理论工具是其对后代的“一个不可估量的贡献” 。
“自然”与“公正”是亚里士多德的核心思想。他生活在奴隶制从高处跌落的时代，一方面，他与他的老师柏拉图一样具有贵族意识，认为人生而不平等，有些人天生就是统治者，有些人天生就是要被统治；另一方面，对于现实问题，与柏拉图主张严厉的社会管制不同，他强调必须通过改进公民的德行加以解决。这种政治与哲学上的诉求也统领了他对经济问题的观察和论述，集中体现在他的两部著述《政治论》和《伦理学》中。
1．奴隶制与国家论
经济学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家庭管理，具体而言，就是如何处理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孩子、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亚里士多德仍竭力论证奴隶制度的自然和合理性。在他看来，奴隶制是一种人自然不平等的结果。生而智慧者统治人，生而愚钝者就要被统治。奴隶体力强壮就适合于体力劳动，而自由人端庄清秀更适合于统治者生活。希腊人聪明，自然应是奴隶主，而外邦人落后野蛮，只能从事商业、手工业和贸易，或者成为奴隶。
与其他古希腊哲学家一样，亚里士多德对经济问题的认识也是以城邦为核心的。他认为国家是从家庭联合发展起来的，家庭是国家整体中的最小分子，但国家比家庭和个人更为重要。与柏拉图的理想国思想不同，他希望能够在奴隶主阶级实施一定的民主制度，以巩固奴隶制度。
2．交换与价值论
亚里士多德指出每种物品都有两种用途：一是供直接使用，一是供与其他物品相交换。前一种用途是物品本身所固有的属性，而后一种则不是。这其实就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分，虽然他还不能进行明确的定义，但是已经意识到交换价值是从使用价值之中派生出来的原理。
自然和正义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的核心，对于交换也是如此，他需要寻找一种公正原则，保证交换是自然而且正义的，这是古代学者对价值论的最早探索。亚里士多德对交换的公平与正义是从互惠的概念出发的，也就是说，参加物物交换或者买卖贸易时，双方都可以通过交换而改变经济状况，这就是互惠，所以也是公平的。而正是这种互惠可以将城邦里的公民整合在一起，形成团结的社会力量。
亚里士多德用交换的比例进一步阐述了物物交易的正义原则。他用A代表建筑商，B代表鞋匠，C是A的产品房子，D是B的产品鞋子。如果A与B要交换他们的产品，那么他们互惠行为所获得报酬的比例要与房子与鞋子交换的比例相符，否则，交易就是不平等的，不能坚持下去。
虽然他的论述还相当的模糊，但是商品交换的关系必须建立在物与物之间在本质上的某种等同性的意义已经凸显了出来，成为价值论的逻辑起点，马克思将之评价为“闪耀出他的天才的光辉” 。当亚里士多德将人与人的关系（A与B）和物与物的关系（一定量的D与一定量的C）等同起来，就产生了理解上的困难：这种等同性到底是什么？在什么样的意义上能够将人的行为与物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第一种解释是认为A与B的对立实际上表明了两种劳动的相互比较，而这个比较又与劳动的产品成一定的数量关系。那么，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经有了劳动价值论的萌芽。然而在亚里士多德其他的论述中却很难能够得到有关劳动价值论的任何印证。即使或许有，也只能说明他并没有考虑清楚，因此也没有深入一步阐述。另外一个解释是亚里士多德是在效用意义上理解交换价值的，即等量交换使参与者获得等量满足。
但无论如何，亚里士多德的确是历史上第一个分析价值形式的学者，并为后来的经济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线索。
3．货币与利息论
亚里士多德考察了商品交换从商品—商品，到商品—货币—商品，再进而过渡到货币—商品—货币的历史发展过程，研究了货币作为交换媒介、贮藏及增值职能的历史起源。交换最初是在物与物之间发生的，但是当需要别人货物的人没有别人需要的东西时，就有必要在这次交换中接受自己并不需要的东西，好进一步在下一次交换中去获取自己真正想要的物品。而随着交易的范围不断扩大，物物交换面临的困难就更大了。为了方便交换和贸易，人们就会达成一致，选择一种商品作为交换的媒介，这就是货币。“货币是一种媒介物或中间体，它可以衡量万事万物” 。
亚里士多德认为金属的某些特性，比如可分割性、价值的同质性等，使得它要比其他商品更适合于这种职能。而这里，他又强调金属作为货币并不是自然的，而是来自于立法和习俗的，当然也可以由社会改变或废止。
除了货币的交换职能、流通职能和贮藏职能之外，亚里士多德还讨论了货币在增进财富方面的特性，说明他已经觉察到了货币的资本职能。首先，他区分了农牧渔猎等经济活动而形成的真正的财富和以货币形式积蓄的财富，并提出前者是就是经济的概念，是合乎事物的本性的，因而是自然的。而后者以获取更多的货币为目的，无限制地追求货币财富，此类交换属于“货殖”。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货币是用来使交易更方便，并不能生子。这种用货币产生货币就是违背事物的本性，是非自然的，因而也是非正义的。因此，他极力谴责有息借贷，反对利息。
由于亚里士多德没有形成劳动价值论，自然也就无法从生产的过程去理解货币资本职能的意义，当然也没有形成任何一种有价值的利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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