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导读:亚当·斯密的管理学贡献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1）《国富论》被认为是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著作。这本书对于经济学领域的创立有极大贡献，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西方世界，这本
亚当·斯密的管理学贡献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
（1）《国富论》被认为是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著作。这本书对于经济学领域的创立有极大贡献，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西方世界，这本书甚至可以说是经济学所发生过的最具影响力的著作。18世纪前期欧洲大陆的法国和德国，尚停留在幼稚的封建的家庭工业，或独立手工业的阶段，仍然以这种方式来支配生产。但英国却不然，当时的英国可以说是欧洲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是世界贸易的中心国，而且是领先其他国家的工业国。《国富论》一书的功绩就是把当时零星片断的经济学学说，经过系统地整理，使之成为一门分门别类的独立于哲学的大学问。
《国富论》否定了重农主义学派对于土地的重视。斯密认为，劳动才是最重要的，而劳动分工将能最大限度地提升生产效率。《国富论》一书非常成功，事实上还导致许多早期学派的理论被抛弃，而后来的经济学家如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则专注于将斯密的理论整合为现在所称的古典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由此衍生）。马尔萨斯将斯密的理论进一步延伸至人口过剩上，而李嘉图则提出了工资铁律（Ircniawcfwages）——认为人口过剩将导致工资连勉强糊口的层次都无法达成。斯密假设工资的增长会伴随着生产的增长，这个观点在今天看来则较为准确。
《国富论》主张自由市场。自由市场表面看似混乱而毫无拘束，实际上却是由一双被称为“看不见的手”（invisibiehand无形之手）所指引，将会引导市场生产出正确的产品数量和种类。斯密认为，人的动机都是自私而贪婪的，自由市场的竞争将能利用这样的人性来降低价格，进而造福整个社会，而提供更多的产品和服务仍对利润具有刺激作用。不过，斯密也对商人保持戒心，并且反对垄断的形成。
（2）被誉为市场经济良性运行“圣经”的《道德情操论》。《道德情操论》是亚当·斯密的伦理学著作，共修订过6次。斯密从人类的情感和同情心出发，讨论了善恶、美丑、正义、责任等一系列概念，进而揭示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谐发展的秘密。《道德情操论》对于促进人类福利这一更大的社会目的起到了更为基本的作用，是市场经济良性运行不可或缺的“圣经”，堪称西方世界的《论语》。
相比《国富论》，《道德情操论》给西方世界带来的影响更为深远，对促进人类福利这一更大的社会目的起到了更为基本的作用；而它对处于转型期的我国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对处于这场变革中的每个人更深层次地了解人性和人的情感，最终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身处急剧变革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每一个普通人都面临着贫富差距拉大、企业改制、股市非理性繁荣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人们身处其中又常常感到被自私、虚荣、妒忌、仇恨、贪婪和背信弃义等不道德的情感所包围，因而更加向往感恩、大度、慷慨、正直、勤俭、自我克制等人性的美德。而这些不道德和道德，以及衍生出以上种种人类情感的“同情感”，正是200多年前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撰写《国富论》之前，甚至在写完《国富论》之后一直不厌其烦、反复思考的焦点。他耗费毕生的心血，把这些思考写成了这本十分罕见的、也可以说是至今唯一的一本全面、系统分析人类情感的作品。他想告诉读者——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要受道德观念的约束；不要去伤害别人，而是要帮助别人，这种“利他”的道德情操永远地种植在人的心灵里。而且，每个人对这种人类朴素情感的保有和维持，对整个市场经济的和谐运行，甚至民族的强盛将是至关重要的。要正确理解真正的“市场经济”，经济学之父的这本巨著是必读作品。
（3）亚当·斯密在研究经济现象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点：经济现象的产生是由于人们的利己主义。人们在经济行为中，追求的完全是私人利益，由此产生了相互的共同利益，并进而发展为社会利益。可见社会利益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这种认为人都要追求经济利益的“经济人”的观点，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反映，也是早期管理思想的重要表现。
品牌营销中亚当斯密的货币理论
斯密认为交换的发展必然产生货币。他首先总结了货币的历史起源，认为货币是为顺利进行交换而产生的工具，“为了避免这种不便，除自己劳动生产物外，随时身边带有一定数量的某种物品，这种物品，在他想来，拿去和任何人的生产物交换，都不会被拒绝。” 这种物品就是货币。可见，货币并不是人类的特殊发明，而是随着分工和交换的发展，为克服困难而自发地产生的。
接着，斯密比较详尽地考察了货币演变和发展的历史，从最初的各种物品，例如牲畜、盐、贝壳、烟草等等，到金属形式。最初是铁，然后是铜，最后才使用金、银。后来为了避免称重和检验成色的麻烦，又进一步使用铸币。
斯密明确地提出货币首先是价值尺度，强调货币具有价值尺度的职能源于其本身就是商品，并认为“以货币或货物购买物品，就是用劳动购买，正如我们用自己的劳动取得一样。……它们含有一定劳动量的价值，我们用以交换其他当时被认为有同量劳动价值的物品。”
在斯密看来，由于金银是价值的尺度，因而也就成了交易的工具，具有流通手段的职能。但是两者之间斯密更强调货币的流通职能，“货币是流通的大轮毂，是商业上的大工具。” 他还正确地指出货币数量取决于流通中的商品价格总额，而不是相反。
既然如此，只要能起到流通手段的作用，货币用什么材料都是可以的，于是，斯密又讨论了纸币代替金属货币的问题，“以纸代金银币，可以说是以低廉得多的一种商业工具，代替另一种极其昂贵的商业工具，但其便利，却有时几乎相等。” 当然，“任何国家，各种纸币能毫无阻碍地到处流通的全部金额，决不能超过其所代替的金银的价值” 。斯密虽然正确地指出了金属货币与纸币之间的联系，但是并没有把握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也忽视了纸币与信用货币的区别，具有历史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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