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导读:新制度学派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价值判断标准等方面持有共同的基本观点。（一）新制度学派和早期制度学派的研究对象都是“
新制度学派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价值判断标准等方面持有共同的基本观点。
（一）新制度学派和早期制度学派的研究对象都是“制度”
早期制度学派的奠基人凡勃伦认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人类经济生活环境中的各种制度，制度是由思想和习惯形成的，思想和习惯是从人类本能产生的。因此，本能确立了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个人和社会的行为都受本能支配，这些行为逐渐形成风俗和习惯，进而形成制度。制度产生之后，就对人类的活动产生约束力，本能所产生的各种行为就在既定制度体系中得到实现。
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承袭了凡勃伦的基本观点，强调制度因素与结构因素在社会经济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制度的含义包括有形的组织，如国家、公司、工会、家庭等，也包括无形的行为规则，如所有权，集团行为、社会习俗、生活方式、社会意识等。新制度学派认为，经济学家在研究上述问题时，不能只考虑它们与经济生活有关的方面，而应把它们看作社会文化关系的组成部分来考察。所以，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只局限于经济问题，还应该研究正在变化着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认为，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过于狭窄，使经济学成了关于稀缺资源如何配置的“抉择科学”，结果导致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分离，形成了“封闭式”的经济学。
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们强调“开放式”的经济学，主张“所有‘非经济’因素——政治的、社会的以及经济的结构、制度和态度，即所有人与人的关系——必须包括在分析中。”加尔布雷思宣称他的研究重点是“结构改革”，而不是“量的增减”。他认为，凯恩斯主义把经济学重心放在数量的分析上，这是不妥当的；经济学被划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两个部分，更是一种不幸。他主张把经济学的研究重心转到“质”的方面来，进行制度和结构分析。
（二）新制度学派采用演进和整体的研究方法
新制度学派认为，传统经济学所使用的是静止的和机械的均衡分析方法，它把经济现实看作静止的，它只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表面现象，忽视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而歪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因此，新制度学派主张根本改变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方法论。根据他们的观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并非静止不变的，它处在技术变革引起的持续演变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是“因果动态过程”。所以，经济学要研究变化和过程，而不是静止的横断面。运用这一方法，就可以研究制度演变过程中的各种因素及其摩擦，新制度经济学者也据此将其学术团体命名为“演进经济学协会”。
（三）新制度学派特别注重判断经济活动利弊的价值标准
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们认为，经济学如果缺乏价值的伦理标准，便无从判别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利弊得失。他们把经济制度看成整个社会文化系统的局部，采用整体性的分析方法，对正统经济学的价值标准提出质疑。他们认为，亚当·斯密和凯恩斯都只注意经济价值，而忽略了经济以外的其他价值。特别是在经济增长问题上，传统经济学以“产品越多越好”作为信条，以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进步与落后、发达与不发达的标志。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增长并非与生活质量提高呈正比例，更不是解救资本主义的灵丹妙药，还给后工业化社会造成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因此，新制度学派要求改变经济政策目标，不再把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作为判断社会进步的标准，也不再以经济增长作为经济政策的目标。新制度学派的这种观点被称为“增长价值怀疑论”，它是当代西方的一种社会思潮或经济思潮。
品牌营销中新制度学派的形成与代表人物
（1）新制度学派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中是独树一帜的，它既反对凯恩斯主义学派，又反对货币主义等自由主义学派，并以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者”面目出现。尽管它被主流经济学看作离经叛道的“异端”，但它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地位和影响却在不断扩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凯恩斯的追随者们补充和发展起来的凯恩斯主义，特别是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将马歇尔的微观经济学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综合起来创立的“新古典综合”的经济理论体系，即新古典综合学派。以新古典综合学派为主要代表的凯恩斯主义，对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曾产生很大影响，一些经济学者把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20年（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称作“凯恩斯时代”。
在这个时期，尽管凯恩斯主义居于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但社会经济环境悄然变化，新古典综合学派不能对西方世界的现实社会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也无法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胀”问题，一直困扰主流经济学家们，它实际上标志着新古典综合理论的失灵。在这种情况下，各种现代经济学流派纷纷出现，新制度学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2）新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J.Galbrith）、博尔丁（Boulding）、格鲁奇（A.G.Gruchy）、科尔姆（G.Colm）、贝尔（Bell）、海尔布罗纳（R.Heilbroner）、沃德（B.Wald）、瑞典经济学家缪达尔（K.Myrdal）、英国经济学家甘布尔（A.Gamble）、法国经济学家皮鲁（F.Perrux）等人。他们继承了凡勃伦的传统，注重从制度方面和结构方面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问题。他们一致的观点是：资本主义弊病在于制度结构的不协调，应该着重从结构变化方面推测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提出挽救资本主义的政策建议。
其代表性著作有：加尔布雷思的《丰裕社会》《新工业国》《经济学和公共目标》，博尔丁的《组织革命》《经济政策原理》，海尔布罗纳的《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沃德的《经济学错在哪里？》，缪达尔的《美国的两难处境：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的研究》《反潮流：经济学评论集》等。
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于1958年成立了“演进经济学协会”，并创办了《经济问题杂志》。萨缪尔森将之称为“对主流经济学的第三种挑战”。新制度学派和早期制度学派并无根本性区别，它与凡勃伦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新制度学派比早期制度学派更加注重对资本主义现实问题的研究，对资本主义社会“病症”的“诊断”和批评更加深刻。新制度学派“主要是根源于凡勃伦的著作和其他按凡勃伦的传统进行研究的美国知识界的产物。把制度一词运用于这种经济学是因为它把经济制度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部分来进行考察，而人类文化是许多制度的混合。只能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极不确切地使用制度学派这个概念：这个学派的成员有共同的哲学信仰，同样用广泛的文化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并采用同样的方法评论美国的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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