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导读:马尔萨斯的经济增长理论其实是其人口理论的自然延伸。在他看来，对人类必要的、有用的和适意的物质东西才是财富。而价值不过是人们对所生产出来的种种物品的需求愿望和购买力。两者有着
马尔萨斯的经济增长理论其实是其人口理论的自然延伸。在他看来，对人类必要的、有用的和适意的物质东西才是财富。而价值不过是人们对所生产出来的种种物品的需求愿望和购买力。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价值增加并不代表着财富的增加，如果财富增加了，但人们的购买力没有增加，财富便无法持续增加。因此，要使财富能够持续增加，必须有价值的持续增加。而财富的增加来源于生产的增长，价值的增加又取决于分配，因此，财富与价值的关系实质上就是生产与分配的关系。与李嘉图的概念不同，马尔萨斯定义的分配是指产品如何在市场上实现的问题。也就是说，马尔萨斯考虑的生产与分配的关系实际上是生产与需求之间的关系问题。
马尔萨斯提出生产和分配是财富增长的两个重大因素，他批评过去的经济学家只重视人口的增加、资本积累、土地肥力以及技术进步等生产的因素，而忽视了“不受阻碍的对全部产品的有效需求”，他认为“生产能力无论怎样大，总不足以单独保证财富按比例地增长”，还必须能够有一种“能使全部商品的交换价值不断增加的产品分配方式，并使这种产品能适应消费者的欲望。”
李嘉图、萨伊、詹姆斯·穆勒等人都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只存在某些特殊商品的过剩，或叫局部过剩，因为商品是与商品进行交换，所以一般的商品过剩是不存在的。马尔萨斯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这些理论毫无根据。首先，商品不都是和商品交换的，很多商品还和生产性劳动或私人服务交换。如果一种商品供给过多，和它们相交换的劳动比起来，价值可能就会下降。而且，社会资本的积累往往决定于劳动人口的繁殖这一现象，容易导致积累与消费的不平衡，当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存在不适应，普遍的过剩还会进一步演化为社会长期的经济萧条。因为在供给过剩时期，工人工资水平保持不变，实际工资上升，资本家必然缩减生产、解雇工人，通过总供给的减少来恢复平衡。如果降低工人的货币工资，虽然工人就业，但是有效需求却不能充分发挥对生产的刺激，结果利润率仍然不会很高，而且会长期保持低水平，从而出现萧条。
马尔萨斯对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以及生产过剩危机的判断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在如何解决这个矛盾的问题上，他并没有给出正确的答案。从分配手段上讲，马尔萨斯认为增加产品价值的最有利的因素有三个：“（1）地产的分割；（2）国内和国外贸易；（3）使社会中占适当比例的一部分人从事于私人服务，或者可能以其他方式提出对物质产品的需求，而不直接参予产品的供给。”
马尔萨斯将土地财产的分割作为保证购买力和需求愿望的第一个因素。他认为土地如果像封建社会那样集中，就会妨碍有效需求的增加，但是如果过于分散，像法国那样，同样也会不利。因此，他极力主张英国废除长子继承法，要求维护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土地私有制。扩大国内外贸易毫无疑问是增加社会产品有效需求的重要途径。对于第三个因素，马尔萨斯实际上指的是社会中只消费不生产的阶级。劳动者阶级显然不能成为这个非生产性消费者，因为劳动者增加消费就意味着生产费用的提高，这会导致利润的下降，从而不利于积累。而对于资本家来说，他们一生的重大目的就是节约和积累资本，不会把全部收入都消费掉。因此，必须有一个相当大的阶级“愿意也能够消费掉比他们所生产的数量更多的物质财富，否则商人阶级就不能继续有利地生产多于他们所消费的数量”，这个阶级包括地主、官吏、年金领受人、牧师等等，其中地主“无疑地居于显著的地位” 。
虽然马尔萨斯及其理论不遗余力地为地主阶级的利益进行辩护，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在危机理论中提到的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要保持均衡的思想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影响是积极和深远的。
品牌营销中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基本观点
马尔萨斯总结了葛德文和孔多塞的观点，认为核心问题是人类的未来到底是前景远大，还是徘徊于幸福和灾难之间。在证明自己的理论之前，他提出了两个公理：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恒常的。毫无疑问，这两个公理并非马尔萨斯的首创。斯图亚特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中曾提出，一切动物包括人类增殖基本原理首先是生殖，其次是食物，生殖赋予生存，而食物则维持生存。休谟也早就提出，饮食男女乃是人类的本能。
接着，马尔萨斯提出了两个“级数”原理：“我的公理一经确定，人口增殖力，比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力，是无限地较为巨大。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只以算数级数率增加。略有数学知识的人，就会知道，与后一种力比较，前一种是怎样巨大。” 对比了这两个不同增长率的结果，马尔萨斯断言人口增长必然超过生活资料增长。
马尔萨斯承认的确没有足够的历史经验可以说明人口增长的最大潜能是什么，但是他认为美国是比较合适的例证，因为在那里，资源更为丰富，人们的行为更为纯粹，而早婚等抑制性因素比欧洲要少，美国的人口在25年中翻了一番，所以，马尔萨斯将每25年翻一番作为人口增长法则的基础。
接着，马尔萨斯又撇开美国，转而以英国为例说明生活资料增长中的算术级数原理。他认为，由于有尽可能优良的政策开拓了更多土地并奖励农业，这个岛国的生产物，在最初25年间增加了一倍，在第二个25年间，决不能假设生产物能增加四倍，其最大限度的增加额，也许可能与原生产额相等。像这样的增加，只要两三个世纪，就会使这个岛国的每一英亩土地，耕得像菜园一样。在第二版中，他又借用了土地肥力边际递减规律进行论证。他说，“我们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在有限的地域里，土地出产的增长率必定是和人口的增长率有不大相同的性质的。人口的力量每二十五年由十亿增加一倍和由一千增加一倍是一样容易的。可是，要取得维持所增长的十亿人口的食物就断乎不会和取得一千人的食物同样容易了。人必然地为空间所限制。当全部的良田一亩接着一亩地被占完以后，食物的每年增加额必然要依靠已占有的土地的改良。这笔土地总基金，从一切土壤性质来说，都不会递增，而且必然会逐步递减。”
以此为基础，马尔萨斯得出了三个基本命题：第一，人口必然为生活资料所限制；第二，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会坚定不移地增长，除非受到某种非常有力而又显著的抑制的阻止；第三，这些抑制和那些遏止人口的优势力量并使其结果与生活资料保持同水平抑制，全部可以归纳为道德的节制、罪恶和贫困。
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社会上出现的贫穷、大批失业人口的苦难是人口规律自然作用的结果，而绝不是“一切的政治法规和由来已久的财产所有制度。” 因此，“任何幻想的平等，任何大规模的农业条例，也不能除去这法则的压力，甚至要把它除去仅仅一世纪亦不能够。要社会上全体人的生活都安逸、幸福，而比较闲暇，不必悬念自身及家族的生活资料如何供给，那是无论如何亦不可能。” 所以，他极力反对当时英国实施的《济贫法》，认为这是一个供养贫民以创造贫民的措施，应该予以废除。
在第一版中，马尔萨斯认为只有增加死亡率，才能阻碍人口增长，使它和生活资料保持平衡。但随后在第二版中他修正了这种极端的观点，提出了通过道德抑制，即降低人口出生率来保持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的均衡比例。他在著作中多次提到劳动基金，认为工人的工资水平和生活状况随工人人口的增减而进退，劳动贫民的安乐与工资高低完全取决于工人的人口数量。这一理论后来一直被学者们沿袭并形成了工资基金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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