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营销中基础产业的三个基本特征

今日导读:基础产业有如下三个基本特征:第一,从社会再生产过程来看,基础产业是处于“上游”的生产部门。首先,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是整个国民经济的物质来源和物质基础,其发展规模和水平制约着

  基础产业有如下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从社会再生产过程来看,基础产业是处于“上游”的生产部门。首先,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是整个国民经济的物质来源和物质基础,其发展规模和水平制约着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基础建设如果跟不上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就会成为“瓶颈”环节。其次,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其他部门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如交通、通信、公共设施等,任何生产都必须具备相应的基础性条件才能顺利进行。再次,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是其他部门再生产时所必需的投入品,如能源、原材料等,因此,下游产业的扩张就意味着对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需求的增加,要求它们也要进行相应的扩张。最后,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其价格形成了其他产业部门的生产运营成本,因此,其价格的变动通过产业关联,会对其他产业部门的运营状况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第二,基础产业部门的生产能力形成周期较长。例如,铁路、电站、水利等基础设施从设计、建设到投入使用,往往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同时,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设计、建设、投入运营、维护等环节均需要大量的投资,小规模的资金量无法形成规模经济所需要的生产能力,一些资本密集型的基础产业如电力部门,以及一些初始投资巨大的基础设施如交通运输、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本身具有公共品的特性,往往需要由政府出面组织投资、开展建设。

  第三,基础设施的存量资产具有相当强的专用性,使其产业转移难以实现,因此,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一旦由于技术或装备落后而不适应其他产业的需求时,往往无法实现其物质资本的转移和流动。此外,由于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周期长、资产流动性差,也决定了基础产业的资本产出效率较低。然而,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效益,这些外部效益又不能计入其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因此,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通常由政府来提供。

  从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进程来看,在经济发展的低收入阶段,社会投资的重心往往要向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倾斜;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投资的重心将不断地向高附加值的加工业转移。一些基础设施部门虽然不直接参与到生产过程中去,但都是生产所依赖的外部支持条件和技术保障,如电信业的发达、道路的通畅都是生产正常进行所必需的先决条件。因此,基础设施在国民经济中应处于优先和超前发展的地位。

品牌营销中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形成

  (1)20世纪70年代初,即当代激进政治经济学的早期阶段。年轻一代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主要从马克思主义者和老左派那里吸收营养,他们基本赞同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阶级和阶级冲突、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矛盾等基本原理;同时也有选择地运用正统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模型,并得出十分激进的结论。他们主要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弊端、不平等和帝国主义等问题的研究,有的还提出了用革命或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建立新社会制度的口号。

  美国学者雷蒙德·富兰克林和威廉·泰伯对这一时期激进政治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做了详尽的描述和概括。他们认为,激进政治经济学着重研究了五个领域:社会结构变迁、中央集权计划、政治和私人经济权利的关系、收入和财富分配以及决策民主化。此外,帝国主义、市场结构和分层、城市问题、消费和GNP狂热、通货膨胀问题、价值、价格和工资的关系、种族和性别歧视、不发达国家落后的原因和实质等问题,也是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涉猎领域。

  (2)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当代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已发展成为相对统一的团体,其研究范围、主题和理论取向有了新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激进派全面地系统地批判正统经济学,拓宽了研究范围。这一时期全面系统批判主流派经济学的鸿篇巨制是美国经济学家马克·林德撰写的《反萨缪尔森论》、“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的创始人之一霍华德·谢尔曼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基础》、英国激进经济学家马力、科姆·索耶的《激进政治经济学的挑战》。这三本著作显示了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广泛研究范围。《反萨缪尔森论》几乎逐章逐节逐段地批判了主流派经济学的折中主义代表作《经济学》;《激进政治经济学基础》阐述了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四大思想来源,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并进行剖析,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行性和共产主义模式的构想;《激进政治经济学的挑战》则强调国家政治经济学、增长和失衡理论。

  第二个变化是“重新研究”(research)、“重新思考”(rethinking)和“重新塑造”(reshaping)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独立化倾向,强调其与流行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的”“传统的”“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t)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歧。

  (3)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激进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在两方面进行了争论和发展。

  ①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争论在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内部仍然普遍,例如是否抛弃简化主义(reductionism)而崇尚非简化主义的激进分析,正统派经济学的理论模型或分析工具能否有选择地置于激进政治经济学框架之内,以及关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争等。价值和分配理论、剥削、帝国主义、种族和性别歧视等等,也仍然是最有争议的研究领域。此外,还有马克思的理论遗产问题、积累和危机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

  ②社会主义模式的探讨。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是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崩溃。这一时期较为著名的论战有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多次论战以及1993年法国《当代马克思》杂志编辑部组织关于“社会主义新模式的讨论”。市场社会主义、可行性社会主义、民主计划社会主义、经济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社会化的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外国资本主义改造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在诸多社会主义模式中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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