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导读:在斗鸡场上，有两只战斗力相当的公鸡发生了遭遇战。此时，公鸡有两个行动选择：要么退下来，要么进攻。假如一方退下来，而对方未退下来，对方获胜，这只公鸡就会非常丢面子；假如对方也
斗鸡定律（斗鸡博弈）的例子与启示
在斗鸡场上，有两只战斗力相当的公鸡发生了遭遇战。此时，公鸡有两个行动选择：要么退下来，要么进攻。
假如一方退下来，而对方未退下来，对方获胜，这只公鸡就会非常丢面子；假如对方也退下来，那么双方就打了个平手；假如自己没有退下来，而对方退下来了，自己则获胜，对方则失败；假如两只公鸡都展开攻势，则必然会两败俱伤。所以，对每只公鸡而言，最佳的结果就是对方退下来，而自己不退，但这一选择最终却会导致两败俱伤的后果。
假设两只公鸡都选择“前进”，结果就是两败俱伤，两者的收益为-2个单位，即损失2个单位；若一方“前进”，另一方“后退”，前进的公鸡得到1个单位的收益，赢得了面子，而后退的公鸡获得-1个单位或者损失1个单位，输掉了面子；两者都不“前进”受到的损失更大，两者若均选择“后退”，两者均输掉了面子，获得-1个单位的收益或者损失1个单位。
在日常生活中，类似斗鸡博弈的现象十分普遍。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博弈就是一例。在出现债务纠纷时，如果债权人甲和债务人乙双方的经济实力相当，债权与债务关系明确，乙欠甲100元，双方均妥协的话，甲可以获得80元，减免乙20元的债务，乙可以少支付20元。
如果一方强硬而另一方妥协，那么，强硬方收益是100元，而妥协方收益是0；如果双方强硬，发生了暴力冲突，甲不仅收不回债务还会受伤。假设医疗费用损失100元，那么甲的收益是-200元，即不但收不回100元，反而会倒贴100元，乙则是损失了100元。所以，甲、乙各有两种战略：妥协或者强硬。每一方选择自己最优战略的时候，都假定对方战略给定：如果甲妥协，则乙强硬是最优战略；如果乙妥协，甲强硬就会获得更大的收益。因此，双方都强硬，企图获得100元的收益，却未曾考虑此行动会给自己与对方带来100元的负效益。
所以，这场博弈有两个纳什均衡点，甲收益是100，乙收益是0，或者相反，这明显不如双方理性下的收益支付，即甲乙都妥协，收益支付分别是80和20。债权人和债务人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就会选择不合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双方陷入了囚徒困境之中。
这是一个动态博弈，在乙选择强硬之后，甲不会选择强硬，因为甲采用强硬措施反而结局不好，所以甲不得不选择妥协。而在双方均强硬的情况下，尽管乙的收益是-100，但他会预期，他选择强硬时，甲必定会选择妥协，所以，乙的理性战略是强硬。
因此，选择进攻还是后退，选择妥协还是强硬，都要根据自己的实力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来判断。
核心提示
在日常工作与人际交往中，我们要懂得何为进退之道，不要等斗得血肉模糊时再灰溜溜地败下阵来。
品牌营销中杜阁对重农主义的发展贡献
杜阁（Anne-Robert-Jacques Turgot，1727—1781）出生于巴黎的贵族家庭，早期研究神学，后从事政治活动，担任过代理检察长、海军大臣和财政大臣。杜阁不仅是政治家，更是一位经济学家。他曾与一位经济自由主义者有着比较密切的交往，受其影响，杜阁主张取消行业协会等垄断组织，提倡经济自由主义，并在他担任财政大臣期间将其理论付诸实施。
杜阁著作颇丰，主要有《关于商业的重要问题》（1755年）、《市集与市场》（1756年）、《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1766年）等。因为工作的需要，杜阁的大部分作品主要是一些考察报告，但是《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不同，该书是杜阁为指导两个中国留学生学习经济知识而作，在经济学说史上颇具盛名。在这本书中，杜阁总结了重农学派的理论核心，对重农学派的理论进行了最扼要、最明晰的表达。熊彼特对其评价极高，认为杜阁的理论骨架显然优于《国富论》，甚至看起来颇像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
杜阁的理论思想与重农主义学派非常一致，在一定程度上又超越了重农主义。杜阁同样认为自然秩序是经济社会的根本法则，但与魁奈不同，他并不认为自然秩序是由上帝安排的，而是认为来自于历史和现实中人类经济活动的需要，且与个人的创造力及为个人利益展开竞争相关。重农学派认为“纯产品”是纯粹的自然赐予，杜阁则提出是自然界对土地耕种者劳动的赐予，从而正确地将剩余价值引向了剩余劳动。马克思认为在他那里“重农主义体系发展到最高峰” 。
虽然杜阁与重农学派学者之间也有着紧密的联系，但他并不参加重农学派的任何活动，也明确表示自己不归于任何派别。 但是鉴于他在价值观及理论思想方面与重农主义学派的一致性，他在任财政大臣期间推行的政策实际上就是重农主义政策，因此，经济思想史上还是将他归入重农学派之中，作为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1．关于社会阶级结构
杜阁在魁奈三个阶级的社会结构论基础上，进一步把生产阶级和不生产阶级各自划分为两个对立的阶级，即把生产阶级划分为农业工人和农业资本家，同时把不生产阶级划分为工业工人和工业资本家。他指出资本家就是企业家、制造业主和雇主，他们占有和投入资本，使别人从事劳动，而赚取利润；而雇佣工人则一无所有，只能靠给别人劳动挣得工资。
杜阁正确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对立，并明确地指出雇佣劳动的出现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即土地的分离有关系，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2．纯产品论
魁奈将纯产品视为自然的恩赐，而杜阁则又向前进了一步，将纯产品与劳动联系在一起，强调是农民通过劳作利用自然生产力的结果，而且，农业劳动者“是唯一的这样一种人，他的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超过了他的劳动工资。” 在正确地指出纯产品的来源之后，杜阁进一步指出要增加纯产品，增加财富，就必须在生产中使用更多的劳动者，并使他们更好地发挥作用。
在杜阁将纯产品理解为自然界对耕种者劳动的赐予之后，他自然地得出结论：土地所有者占有纯产品是对土地耕种者劳动的占有。这种占有的依据是土地所有权，即不给任何代价或者报酬而占有土地耕种者的剩余劳动。
可见，杜阁已经充分地认识到了剩余劳动与剩余价值之间的关系，并科学地指出地租作为纯产品的转化形式，不过是土地所有者因其拥有的土地私有权而对他人剩余劳动产品的占有。但是，由于他还没有摆脱农业是唯一生产部分的重农主义窠臼，也不能更一般地理解和揭示价值的本源。
3．分配论
杜阁将社会收入进行了系统的划分，形成了工资、利润、利息和地租四个部分。在资本的来源和用途方面，杜阁进行了独特的论述。他举出了买进田产，租用土地，从事工业、制造业生产，经营商业，以及放债五种资本的使用方式。土地所有者、租地农场主、工业家、商人和放贷者，与其资本使用方式相适应各自得到自己的收入，而工人因为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只能得到工资。
杜阁还根据自由竞争的原则提出了在当时来说是最好的工资理论。他认为，工人与工人之间为了工作会产生竞争，而竞争的结果，必然使工人的工资限定在为维持他们生活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的水平。
杜阁的分配理论带有重农主义的偏见，因而他对雇佣工人的理解存在着混乱和缺陷。他认为被雇佣者不仅包括一无所有的农业和工业部门中出卖劳动力的工人，还包括投入资本经营农业或工业的资本家。另外，由于他把地租视为剩余价值的一般形态，只能在使用价值的形态上进行考察，从而忽视了对商品价值的分析和研究。
4．经济政策与社会改革主张
杜阁在担任财政大臣期间，积极推进一系列经济改革。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1774年秋他取消对谷物贸易的限制，在国内实施了谷物贸易自由。1775年对运进城市的谷物实行了减少税款的措施；在这一年对特权阶级还实行了征收建造街道税，而对农民则废除了建造街道时的徭役。1776年取消对酒类贸易的限制，并取缔了那些设立行业进入壁垒的同业公会。这些改革对于发展生产和经济显然是有益的，但因触犯了特权阶级和很多既得利益者，引起了朝臣甚至国王的强烈不满，最后杜阁被逐，随即他推行的许多改革措施也被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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